先立乎其大者，則其小者不能奪也，此為大人而已矣。 ——孟子
華夏民族精神，若用一個字去描述，就是“大”；用兩個字去描述，是“大人”；三個字，是“大丈夫”；四個字，是“大心體物”；六個字，是“先立乎其大者”；十一個字，是“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”。
中華文化中“大人”與“小人”之區(qū)分，也許并不固定于一個或一層；但如此之區(qū)分本身，卻是固定的。換言之，中華文化中之“大人”理想，是不可動搖的。
中華文化之“大”
我們翻檢中華文化史，最刺目之文字，就是“大”。孟子講“天道蕩蕩乎大無私”，是在“無私”之前加一個“大”字；孟子又講“從其大體為大人，從其小體為小人”，是在“體”之前加一個“大”字；孟子又講“先立乎其大者，則其小者不能奪也，此為大人而已矣”，是在“人”之前加一個“大”字；孟子又講“吾嘗聞大勇于夫子矣”，是在“勇”之前加一個“大”字；孟子又講“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“大丈夫”，是在“丈夫”之前加一個“大”字。
荀子講“明于從不從之義，而能致恭敬、忠信、端愨以慎行之，則可謂大孝矣”，是在“孝”之前加一個“大”字；《大學》講究“國治而后天下平”，是在“學”之前加一個“大”字；《禮記·禮運》講“人人為他，天下為公，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”之“大同”，是相對于“人人為己，天下為家，獨親其親，獨子其子”之“小康”而言的，是在“同”之前加一個“大”字。
追求個人自我解脫之“小乘”佛教，在中土不易扎根，融入中華心靈者是講究普度眾生、大慈大悲(它完全不同于一般“慈”、一般“悲”)之“大乘”佛教，可見出中華對于“大”之偏好。
張載講“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”，是在“心”之前加一個“大”字；管仲講“大德至仁，則操國得眾”，又說“大德不至仁，不可以授國柄”，是在“德”之前加一個“大”字；《禮記·中庸》講“大德者必受命”，又講“故大德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”，也是在“德”之前加一個“大”字。
老子講“大道廢，有仁義”，莊子講“夫大道不稱，大辯不言”，是在“道”之前加一個“大”字；唐代醫(yī)圣孫思邈講“凡大醫(yī)治病，必當安神定志，無欲無求，先發(fā)大慈惻隱之心，誓愿普救含靈之苦，……如此可為蒼生大醫(yī)，反此則是含靈巨賊”，是在“醫(yī)”之前加一個“大”字；朱熹講“大本者，天命之性，天下之理皆由此出，道之體也”，是在“本”之前加一個“大”字；清初顏元講“常以大人自命，自然有志，自然心活，自然精神起”(《習齋先生言行錄》卷下)，是在“人”之前加一個“大”字。
中華文化中，不是所有東西之前，都可以加“大”字；但確有很多東西，可以和“大”字相聯(lián)。
“大”字并不是隨便可以添加的。如“大德”、“大道”等等，在中華文化中，有其特別含義。再如“大孝”與“孝”就有很大不同，“大孝”是講原則、有條件，“孝”則未必。又如“大學”，就跟“學”有很大不同，數(shù)理化等具體科學，在中華文化系統(tǒng)中就只是“學”或“小學”，而非“大學”；“大學”是治國平天下之學問，是要具有普度眾生之情懷的。
又如“大勇”，亦不同于一般之“勇”。一般之“勇”只是“匹夫之勇”。臨危不懼、視死如歸，那才叫“大勇”；敢于承認自己心中之不直與不義、敢于向低下卑賤之人表示誠服，那才叫“大勇”。
同理，父慈于子只是“慈”，以慈己子之心慈他人之子，那才叫“大慈”；“大悲”亦然。行得正，有志向，是“丈夫”；“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，換言之，時時處處與“天下”掛鉤，那才叫“大丈夫”。
“父母生成我此身，原與圣人之體同，天地賦與我此心，原與圣人之性同?！?《顏習齋先生言行錄》卷下) 不明此理者，只是“小人”：“小人”是既“辜負天地之心”，又“辜負父母之心”；“大人”不然，“大人”是“能作主”、“敢作圣”的，是深信“圣人是我做得”的。
“大人”精神何謂
“大”字不可隨便添加，“大”字之于中華文化，有其特別深意。
關(guān)于“大人”與他人之關(guān)系，墨子有清晰之論述。他以“兼士”（“兼士”相對于“別士”而言）為“大”，以為“兼士”之關(guān)心他人比關(guān)心自己為重，對親友之衣食住行生死等關(guān)懷備至；能做到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使言行之合，猶合符節(jié)也”。
又以為“兼士”除了“視人如己”，還重功利，不過功利并非個人私利，而是指“上欲中圣王之道，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”，合于三代圣王(堯舜禹湯文武)者為之，合于三代暴王(桀紂幽厲)者舍之，有利于天、鬼、百姓者為之，有害于天、鬼、百姓者舍之。
“兼士”“法天”，是“大”；“視人如己”，是“大”；“厚乎德行”，是“大”；“辯乎言談”，是“大”；“博乎道術(shù)”，是“大”；“重功利”，亦是“大”。
墨子又以“兼君”為“大”（“兼君”相對“別君”而言），認為“兼君”能“先萬民之身，后為其身”，做到“退睹其萬民，饑而食之，寒而衣之，疾病侍養(yǎng)之，死喪葬埋之”；能做到視人如己，“為吾萬民之身若為吾身”；能做到“兼相愛，交相利”，“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，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”。
關(guān)于“大人”與政治之關(guān)系，孟子有十分清晰之論述。他稱“大人”為“大丈夫”，認為“大丈夫”是“道德人”與“政治人”之一個綜合。在政治上“大丈夫”一定要謀求官位，因為他不謀得官位，便無以施展其抱負，便無以表現(xiàn)其“大”。
孟子有“士之失位也，猶諸侯之失國家也”之言，表示“位”對于“士”、對于“大丈夫”有相當重要性?！按笳煞颉敝韭毠ぷ骶褪恰爸稳恕?，“大丈夫”不做官便無以“治人”，一如農(nóng)民不種田、工人不做工便無以生存一樣。但與此同時，“大丈夫”又決不貪戀官位，因為他做官不是為了謀生，更不是為了發(fā)財。
“大丈夫”之“大”，正在于他是不談“利”字的，談“利”談“財”之丈夫不是“大丈夫”，談“利”談“財”之官不是“大官”。“大丈夫”做官，是要做“大官”，他做“大官”之惟一目的，是施展自己之政治抱負，“利”與“財”是永遠不計較，也永遠不值得計較的。
孟子有 “仕非為貧也，……為貧者，……抱關(guān)擊柝”之言，告訴你若為“脫貧”而做官，就做一個守門打更者（“抱關(guān)擊柝”即守門打更）算了，或者做一個“委吏”(倉庫管理員)、“乘田”(牲畜管理員)之類小官算了，千萬別去做“大官”。
孟子又有“位卑而言高，罪也；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，恥也”之言，告訴你若為“脫貧”而做官，計較“利”與“財”，同時卻又高談理想，那是一種罪過；在君主身邊、朝廷之上做“大官”，同時卻又不談?wù)卫硐?，或雖談卻無力實現(xiàn)之，那是一種恥辱。“位卑而言高”，不是“大丈夫”；“位高而言卑”或“位高而道不行”，也不是“大丈夫”?！按笳煞颉敝按蟆闭谟谒纫拔桓摺?，又要“言高”或“道行”。
孟子又有著名的“所就三，所去三”之做官原則：待之有禮，說話算數(shù)，就去做；待之雖有禮，但說話不算數(shù)，不去做。此其一。退一步，雖說話不算數(shù)，但迎接時恭敬有加，就去做；不再有禮了，就離開。此其二。再退一步，饑寒交迫時能表示理解，并有接濟，也可以勉強去做，不過只是“免死而已矣”。此其三。
總之“大丈夫”不貪戀官位，就是有條件地，而不是無條件地去做官。這就叫做“可以速而速，可以久而久，可以處而處，可以仕而仕”(《孟子·萬章下》)。
“大人”與華夏民族精神重建
關(guān)于“大人”與天地之關(guān)系，哲學家馮友蘭亦有清晰之表述。他稱此為“天地境界”。認為具此境界之“大人”不僅能明了社會之全，更能明了宇宙之全；他是社會之全之一部分，同時又是宇宙之全之一部分；他貢獻于社會，同時又貢獻于宇宙；他于社會中堂堂地做一個人，同時又于宇宙間堂堂地做一個人。
他之行為不僅與社會有干系，且與宇宙有干系。他身不過七尺，卻可以“與天地參”；壽不過百年，卻可以“與天地比壽，與日月齊光”。
此處馮先生不過是總結(jié)中華文明中之“大人”理想，并沒有作過多發(fā)揮。孟子“至大至剛”、“上下與天地同流”之言，是“大人境界”；其“居天下之廣居”、“富貴不能淫”等言，亦是“大人境界”?！吨芤住废缔o“圣人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兇”之言，是“大人境界”；莊子“游心于無窮”、“與天地精神往來”、“上與造物者游，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”等言，亦是“大人境界”。
中華文明之“大人”理想，包含著四個不可缺少之層面：第一步，突破自我之局限，放棄自我中心；第二步，突破人類之局限，放棄人類中心；第三步，突破地球之局限，放棄地球中心；第四步，突破外物之局限，放棄外物中心。
此等理想也許只是一種“烏托邦”，然其對于“急功近利”之現(xiàn)代社會，卻可以是一劑苦口良藥，有利于當前文化建設(shè)、“精神文明”提升以及民族精神之重建。具體講來，有如下意義：
第一，可以在時間上延伸人類之視野，促成人類目光之“遠”，認識到除了“現(xiàn)在”、“當前”，還有一個“將來”與“永恒”，讓人類多少也在乎一點“天長地久”；第二，可以在空間上拓展人類之視野，促成人類目光之“大”，認識到除了“家”、“國”、“地球”，還有一個“地外”與“宇宙”，讓人類多少也懂一點“遼闊無邊”；第三，可以在精神上提升人類之境界，促成人類心胸之“廣”，認識到除了“名”、“利”，還有“頭上星空”與“他鄉(xiāng)云彩”。（張耀南）